来新夏：让知识宝库“内外皆美”的人
2024-08-20 新闻中心2021年12月24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召开庆祝高校图工委成立四十周年大会，授予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高校图书馆事业突出贡献者”称号。
来先生是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建章立制”者之一，半生倾力于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得此荣誉，实至名归。
来新夏（1923—2014），字弢盦，浙江萧山人。1942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师从陈垣、余嘉锡、启功等名师，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古典目录学等。1949年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学习，师从范文澜先生，转攻中国近代史方向。
自1951年开始，来先生执教于南开大学，一直至离休，曾担任的校内职务有：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校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在社会上的兼职有：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委，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理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等。
来新夏一生著述宏富，自著、合著及主编各类书籍多达130余种。研究范围纵跨多个领域，如历史学、方志学、古典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素有“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之誉。
来新夏涉足高校图书馆事业，是在1979年。那时，他奉命在南开大学分校创办图书馆学系（今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从此深耕，直至终老。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刚刚经历动荡，百废待兴。1981年9月16日至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这与前次会议的召开（1954年首次召开），相隔了27年。
该会如何重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林评价说：“我们这次会议，在高校图书馆事业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
周林以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在会上总结十年运动以来，高校图书馆事业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他用了“空前的浩劫和摧残”来形容，具体地说：“许多学校（图书馆）被撤销或搬迁，房屋被占用，图书大量散失；不少学校图书馆被长期关闭；很多图书资料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而遭到封存以至焚烧；图书馆专业技术人员被批判或长期下放；图书馆内部工作制度被破坏殆尽；长期积累的书刊资料被中断订购，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周林分析，图书馆事业不受重视，说到根底，是由于长期存在着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这是“乱”源。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行各业都在“疗伤”，一切欣欣向荣，而图书馆领域的复苏，特别是高校图书馆的复苏，却显得很缓慢。当时，国内图书馆领域被分为三大系统，分别是公共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以及院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归属文化部系统，从中央一级的国家图书馆到省、市、自治区级图书馆，以至市、县级图书馆，数目庞大。
科学院图书馆归属科学院系统，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系统，从院部到各分院以及各研究所的图书馆为数不少，且较有基础，专业性较强。
三大系统，互相独立，但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最尴尬者，非院校图书馆莫属。另两大系统都有专门机构管辖、庇护，而院校图书馆却如一盘散沙。
在文化部，设有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主抓公共图书馆各项事业；在科学院也有类似于文化部的图书馆管理机构；在教育部系统中，却没有类似设置，对高校图书馆的许多管理职能，都是由文化部代为执行。
例如职称评定。评定职称，本应该是人事部门职责，但人事部门不熟悉业务，职称评定要委托业务部门。具体到图书馆领域，高校图书馆人员的职称评定，要委托公共图书馆代为评定。当时，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在全国各个省份都设有图书馆职称评定委员会，副高及副高以下职称，在各个省的文化厅所下辖的评审会评定，而正高职称要直接报送文化部评定。
高校图书馆因没有自己的独立评定系统，便没有话语权，在实际运行中，频遭掣肘。而职称评定，又与待遇挂钩，如此，高校馆员的工作积极性自然受挫。
既然无法受惠于职称评定，按理说，高校自身应该对馆员多多支持，但考诸实际，却恰恰相反，很多校长都把图书馆当作“养老院”“收容所”或“运转站”，真正懂得业务的人员却奇缺。所以，必须重新树立高校图书馆及馆员的尊严及地位。
这次会议的核心成果有两点：一是设立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二是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从此，高校图书馆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及工作指南，有苦可以倾吐，有理可以申诉，行有规矩，立有方圆。
但是，高校图书馆馆员一直关心的改革职称评定体系等问题，依旧没改变。经济不能自主，地位如何独立？
针对上述现象，不顾得罪领导而大声疾呼者主要有四人，来新夏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南京医药学院吴观国馆长，东北师范大学单行馆长，山东省高校图工委张厚函秘书长。这四位于1984年4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力陈职称评定制度的弊端，极力呼唤改革。会后，四人联合发起，向当时的国务院和教育部相关领导上书，这引起了图书馆界和教育部的极大关注。
这种行为貌似“鲁莽”，有丢“乌纱帽”的风险。果不其然，议论接踵而来，来新夏、吴观国、单行、张厚函被一些人污以“四条汉子”的绰号，暗指他们不讲规矩，有“土匪习气”，“蛮横、霸道”等。
这又何妨？他们继续呼吁，屡屡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言，绝对没个人诉求，只是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真正自立而据理力争。
1985年7月18日，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由中宣部和文化部联合召开，是继1956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高校图书馆仍遭轻视，来先生等又一次极力呼吁。本次抗辩不同以往，因为会议规格基本是最高等级，有机会与主管领导面对面交流。先生等的意见渐被重视，有关部门与他们多次座谈，最后终于促成了改革，使得高校图书馆真正自立起来，能与公共图书馆与科学院图书馆“三足鼎立”。
一代前驱者踔厉风发，开辟了高校图书馆事业的“黄金时代”（主要指上世纪80年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令来先生“最感称心如意”者，乃是开设了“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和编写系列教材一事。
1983年10月，全国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召开“高校普遍开设文检课”专题研讨会。来先生等积极做出响应，迅速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内设立“文献检索课教研室”，由图书馆员兼任授课教师，为全校各院系学生讲授，这是开先河之举，图书馆员的地位再得提高，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业务员”，而是教书育人的教师与创新创造的科研人员。
为了将这门课程推向全国，1984年，受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举办全国高校图书馆“社科文献检索与利用”师资培训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检课专业教师。
来先生联合惠世荣、王荣授等，组成《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编写组，分章撰著。积半年之功，初稿甫成。油印成册，分送专家审定，并在南开举办的“社科文献检索师资培训班”上试用，结合各方反馈意见，再行修改。修订之功，甚且超过初创之劳，又付一年之力，才得正式出版。
这本教材，在国内即使不是第一部，也必属前列。风潮之引，范式垂鉴。而后，全国高校图工委于1986年秋又组织成立了“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由肖自立任主任委员，来新夏、江乃武、朱天俊、吴观国、陈光祚、谢天吉、葛冠雄、潘树广等任编委。
一批文检课教材陆续而来，约30种。来先生说，这套教材包含了许多深意，它们是全国高校图工委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是编委会成员精心浇灌的成果和友情的纪念，是全国图书馆人热心支持的信物，是高校图书馆事业“黄金时代”的重要标识。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仅有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设有图书馆学专业，人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
有鉴于此，先生独创两系，分别是南开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和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现如今，在国家各级图书馆的中层以上干部中，包括馆长在内，有很多人是来先生曾经执教或指导过的学生。
来先生不仅重视图书馆学的本科教育，还十分重视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例如在1987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三年制成人业余专科班学员；1989年9月，首次招收夜大图书馆学专科生；1984年，经教育部全国高校图工委批准和委托，南开大学又举办了高校图书馆干部进修班，截止到1988年底，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了大约550名专业干部。
来新夏还很重视对图书馆学专精人才的培养。1987年，他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方向是“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每年指导一至两名研究生，此举在培养一批研究型人才的同时，还成就了两部书稿：《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这两本书，主要内容吸收自来先生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来先生在图书馆学领域的代表作，时至今日，该书仍是中国高校图书馆学教育所必需参考的基础读物。
另外，来先生还较早开启了与国外先进高校图书馆交流互访的大门。1985年，他赴美国考察，后又组织天津高校图书馆代表团访美交流，并签订互访协议；1993年，他又任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顾问，由他领导并发起了中国与美国图书馆界的广泛合作。
为了推动图书馆学研究人员积极创作，来先生还专门组织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津图学刊》。他希望该刊能使“广大高校图书馆人员从此可以不仰人鼻息而自有园地。研究的成果，经验的点滴，都将通过这一刊物而广为传播”。
来新夏的图书馆学研究与实践，涵盖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和研究三个方面。三者相联，大致同步，但仍有次第，先教育，再事业，相伴而兴的是学术研究。他的图书馆学思想，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然后凝练、提升，其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针对性强，特重解决现实问题。
1979年，先生被委派到南开大学分校，创办图书馆学系。以后，职务所涉，多与图书或图书馆相关。每次履历翻新，都是对他研究内容的一次激发，一方面周旋于馆务、系务及图工委的领导事务；一方面钻研、总结每个岗位所遇见的新问题，思考解决办法，并凝结到了自己的图书馆学研究中。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趋利”现象，这是所谓的“图书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来先生并不反对图书馆盈利。为了缓解南开图书馆经费的压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采取了复印、装订、照相、缩微复制等创收方式。这在当时，亦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但这种创收都有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或影响图书馆端庄肃穆的形象。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许多图书馆创收事业都做得过了头，过犹不及。例如，有的图书馆把部分馆舍出租，用来开办化妆品店、小食品店、游戏厅等，存放图书的空间越来越萎缩。这样可行吗？先生以为，图书馆虽然具有服务性与经营性的双重可能，但二者应有主次之分，应以服务为主，兼及经营，而经营也要有所选择，应该扬长避短，要经营智力，动用信息资源提供有偿服务，接受项目委托以及书刊售借、读者咨询等，切不可拉低图书馆的文化品格。
再如，先生对“技术至上思维”的批判，也是特有针对性的思考。在二战以后，现代化技术快速的提升，从缩微复制、静电复印、声像技术到计算机等，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图书馆的运作模式，于是出现了一批迎世媚俗的人，他们盲目推行与崇拜现代技术，而忽略中国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与现实国情。来先生当然赞同现代化，但反对只顾一面和不切实际的做法，在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的同时，还需传统的技巧及理论的配合。
来新夏先生的学术研究，以历史学奠之渊厚，以目录学纵之自如。所以，他的图书馆学研究，也深深刻下了他的历史学、目录学的研究痕迹，这是他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二个特征。
《中国图书事业史》是为解决图书馆教学过程中的重复与冗杂，将中国图书史、目录学史、图书馆史删繁就简，三史合一，基本厘定了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脉络，成一通史性著作，这不仅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而且优化了中国图书馆教育的内容与体系。
目录学本身即是工具之学，以该学科为基础，来先生的图书馆学研究也特重门径与方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来新夏图书馆学的服务理念，即是“授人以渔”的思想，他所强调的是要把方法与门径教给读者，讲求工具性与方法论。例如，来先生所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将三个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汇集一册，俾广大师生及专业学者检索与利用。《古籍整理散论》与《古典目录学》等，亦若此类，特别针对图书馆学师生古汉语能力薄弱，不懂利用目录学书籍及研究方法等，也是“授人以渔”的具体实践……
来先生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三个特征，是将人文主义贯穿于自己图书馆学研究的全过程。他的图书馆学研究，是以“人”为中心。例如，他对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无论途径如何，渠道如何，皆以塑造人格为宗旨。在他的心目中，合格的图书馆人，应该是知识广博、专业精专、具备操作技能，更核心一点是“内外皆美”。内修心性与道德，外塑气质与形象。
来先生对于图书馆事业的认识，仍是突出为人服务的理念。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动力，就是人们对文化的热切渴求。图书馆事业作为知识及信息的掌管者与提供者，对读者的服务不应该是被动承接，而应主动对接。他以“知识宝库”与“知识喷泉”相喻，来解释这种主动服务的重要性。
“宝库”虽然充满奇珍，但只是静态的存储，要人去“探”与“求”；而“喷泉”则是不断喷涌，是主动的对接与提供。静、动之间，是来先生对服务的改革，是对读者的重视。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来先生很关注藏书家的文化心态和人文精神，揭示了中国传统藏书事业的人文思想——仁人爱物。“仁人”，即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结，使藏书尽量发挥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他强调图书只有被人用起来才有意义，而非储藏于室，囤积不读。至于“爱物”，则表现在对图书的珍惜与爱护上。
人文精神，是先生图书馆学思想的内核，是他研究该领域的最本质特征，有此思想关照，他的研究才不空洞，他的举措才有价值。
2002年，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发来通知，授予来先生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该奖项每年仅选授一位，用以嘉奖对图书馆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者，是该协会所颁发的最高荣誉，同时也是整个华人图书馆界的最高奖项。
殊荣难得，放眼整个中国大陆，在近30年以来，仅仅两人获奖，一位是北京大学原图书馆馆长庄守经教授，另一位即是来新夏。来先生对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不仅得到国内业界认可，同时，也使其拥有了世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