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群众报》是延安时期中国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一份重要报纸。《边区群众报》起初由大众读物社主办，后为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1941年5月13日成为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在近8年办报过程中，《边区群众报》坚持服务群众、贴近群众，在教育人民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各项建设，保卫边区，支援抗日战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成为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

  1939年底，与刚从重庆来到延安的“左联”著名作家周文谈话，鼓励他针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编辑出版一张适合边区群众需要的大众化报纸。周文接受了创办大众化报纸的任务，并在边区党委和中央宣传部的协助下，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1940年3月12日，大众读物社正式成立，周文任社长，下设报纸科，负责编辑《边区群众报》。3月25日，《边区群众报》在延安正式出刊。《边区群众报》的报名为建议定名，也为他亲笔题写。

  《边区群众报》瞄准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以宣传内容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为目标，致力于创建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在版面设计上，采用“大标题＋大字号＋短文章”的排版设计，开设“科学常识”“农民的经验”“群众来信”“工农写作”“百宝箱”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栏目，让群众更加快速地获取实用信息。在报道内容上，在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地域特点，紧密围绕边区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把农业生产情况、生活常识、农业型经济、医疗卫生等题材作为重要内容。在语言表达上，注重行文口语化，较多使用边区群众熟悉的方言土语，“蓝格幽幽”“红格艳艳”“解下解不下”“赶黑”“刁空”等富有陕北乡土气息的词汇常常会出现在报纸上，使读者倍感亲切，无形之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表达形式上，借用民歌、说书、顺口溜、谜语、图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形式传递内容，做到既简短活泼有趣又易读易懂易听，彰显“群众报”的风格特色，受到了广大边区群众的欢迎。

  《边区群众报》在办报过程中始终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力量，在人民群众支持帮助下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办报”道路。

  指导基层干部和群众完成工作、生产任务。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边区群众报》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尽可能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进行宣传，如《中国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的《组织起来》等，都是经过改编后用农村群众能听懂、能理解的语言刊发出来，能够更好地起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以群众为报道主体。《边区群众报》坚持从身边人、身边故事入手，把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奋斗的场景以及一些经典人物和感人事迹作为报道的重点。比如，以模范党员刘玉厚、劳动英雄申长林为代表的劳模群体成为《边区群众报》新闻报道的主角。同时很关注农村妇女问题，刊登了大量妇女人物的报道，郭凤英、折碧莲、张荏英等一批勤劳勇敢的劳动妇女出现在大众视野，呈现了陕甘宁边区劳动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挣脱封建旧束缚、政治地位和家庭地位逐渐提高的生动图景。

  聚焦群众关心的问题。《边区群众报》立足陕甘宁边区实际，秉承“说出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原则，专门开辟“群众的话”专栏，鼓励读者给报纸写稿写信，以期真正反映出边区人民的意见与呼声。《边区群众报》从读者来信中选择刊发了很多边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还请专门人员解答，或发动读者讨论，确保每一封来信来稿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为读者和编者直接交流提供了渠道。同时也很重视给读者写回信，这样不仅增进了报纸与读者间的感情，也让报纸能时时了解读者的所需所求。

  邀请群众参与办报。为做到每一篇稿子“念着顺口，听着顺耳”，报社编辑记者常常带上编写的稿子，请社外人员进行“审稿”。即每期稿子编好以后，除了召集报社全体人员一起来参与审查修改，还会邀请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师傅”（炊事员）“小鬼”（勤务员）去参加了。审稿的大致程序是：先读完稿子，再征求大家对稿子内容的看法，如果有什么大的意见和问题，再重新写；假如没有什么重要的建议，就逐个读一遍。每读一段，就请大家谈谈对这段话的结构、句法和措辞的看法，尽量使之准确、通俗易懂。

  《边区群众报》一出版就立即受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先是十日刊，很快改为七日刊、五日刊。创刊时是一张石印四开两版的旬刊，后来各地纷纷要求增加份数，而且要求报纸扩大版面，充实内容。因此，《边区群众报》出了10期以后，就改为铅印四开四版的周刊，每期报纸由4000多字增加到八九千字。在当时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边区群众报》的发行量高达一万多份，能够说是一个奇迹。这份报纸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了根。为表达对这份报纸的喜爱之情，边区民众还为“群众报”编了一首歌：“有个好朋友，没脚会走路；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道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

  《边区群众报》也受到了等中央和边区领导人的称赞。1940年10月，专门致信给社长周文，指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办得非常成功，报社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周年之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询问最喜欢读什么报，直言：是《边区群众报》。1946年4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之际，中央西北局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1947年10月，《边区群众报》随中央西北局机关迁址绥德县。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改名为《群众日报》。1949年5月，西安解放。报社成员先后进驻西安，并于5月27日出版西安版《群众日报》，成为《陕西日报》的前身。《边区群众报》自创办起，在近8年时间里，向边区群众和干部传达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而且教边区群众和干部怎样来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对边区人民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对巩固边区、战胜敌人，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