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古代书本的简称,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从前、反映我国古代文明、具有古典装订办法的书本”。有字的商周甲骨、青铜器、石刻等都不具有“古典装订办法”,也没有流转功用,因此不能算作古籍。最早的古籍办法应该是简帛,尔后有纸写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多种形状。所谓古籍收拾,“是对原有的古籍作种种加工,而这些加工的意图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览运用”。我国古代的古籍收拾作业,主要有校勘、辑佚、辨伪、注释、评点、序跋、目录等办法,而以校勘、注释为中心。若以文献载体、制造办法而论,则能够划分为简帛年代、纸写本年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年代。

  据史料记载,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从前“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通过正考父的校勘,《诗经·商颂》十二篇的篇次得以纠正。春秋后期文明下移,九流百家鼓起,诸家藏书丰厚,各有作品,古籍收拾作业亦逐步鼓起。简帛年代规划较大且影响深远的古籍收拾作业,当推孔子校订“六经”和刘向父子对国家典籍的收拾。

  孔子名丘,春秋晚期鲁国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从前对官府所保藏的重要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校勘收拾,或删定篇目,或调整次第,或勘定文字,乃至直接笔削修正,进行哲学化的阐释,并用以教育弟子。《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孙儒家学者非常着重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作业,因此说孔子“作《春秋》”“作《易传》”,乃至说孔子“作‘六经’”。其实,孔子的作业是有文本根底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性的古籍收拾,并不是空无依傍的发明。“六经”除了《乐经》现已失传,其他“五经”皆成为儒家思想的中心作品,也是中华文明的经典作品。

  西汉成帝、哀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对国家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划的聚集、收拾、校订作业。孔子以个人之力收拾文献,大多散布在于六部重要典籍;而刘向父子则是奉帝王之命,安排学术团队对先秦至汉成帝时的一切图书文献进行尽头式收集和收拾,这代表着国家毅力,也敞开了官府有安排、有方案收拾国家图书的先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五百九十六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文献,大都经刘向父子之手。其进程如下:1.陈农奉皇帝之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划收集图书;2.由刘向担任,将收集来的古今图书大致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法、数术、方技凡六类;3.将六类图书交由不同的专家担任收拾,“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卒校尉任宏校兵法,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4.每一部书都广泛收集各种版别,包含中书(皇宫藏书)、太史书、太常书、大臣私家藏书等,进行篇目和文字校勘,去其重复,正其错讹;5.将校勘、收拾好的图书写在竹简上,请专家审阅、削改,构成定稿后再“上素”(誊写在绢帛上);6.刘向等为每一部收拾好的图书编撰书录,介绍版别收集、校勘收拾通过,作者生平、图书内容、价值影响等,并将绢帛书和书录一并进献给皇帝;7.将各书的书录抽出来兼并一处,是为《别录》二十卷;8.刘向逝世后,其子刘歆承继父志,总算完结校书作业,而且对《别录》进行删减,构成《七略》七卷。《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官修书目,奠定了我国传统目录学的根基。这次文献收拾,规划空前,参加人数很多,耗时约二十年,办法科学恰当,对子孙的古籍收拾和文献分类有重要的垂范效果。

  对古籍的注解与阐释,早在战国时期就开端了。孔子之后,“《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稀有家之传”。降至汉代,言说益夥,而且构成了传、记、说、故、训、解、解诂、章句等多种训诂办法。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易》学作品,就现已多达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汉代经学兴盛,家法、师法严谨。其间古文经注重文字训诂,而今文经着重义理发挥,相互攻讦。东汉大儒郑玄打破今古文经学壁垒,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其《毛诗传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被完好地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中,成为汉代文献注释的标志性效果。

  西汉人发明晰纸张,较为粗糙,通过东汉蔡伦的改进而逐步得以盛行,呈现了一段简帛与纸张混用的时期。东晋桓玄命令废弃竹简,古代典籍才慎重进入纸本年代。纸张本钱低价,书写简单,携带方便,大大促进了图书文献的生成、传达、收拾和遍及。纸写本年代的古籍收拾,以文献注释的效果最高。

  两汉时期的古籍注释,现已从儒家经典扩展到子书、史书和诗文,如高诱《淮南子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六朝至唐初,呈现了所谓的“四台甫注”,即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初孔颖达领衔编撰的“五经正义”。

  据《书·孔颖达传》,唐太宗时“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其间《周易正义》十六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合称“五经正义”,公布全国。“五经正义”充沛吸收南北经学家的见地,完毕了注释纷争的局势,具有集大成的含义。唐代还呈现了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和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以上“九经”注疏,为唐代文人参加科举考试供给了威望教材,影响深远。诸经正义(或称义疏、疏)有一个杰出的特色,它们既要为经文作注,也要对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进行疏解,因此内容详尽,说解透彻,但由于奉行“疏不破注”准则,故往往曲折为说,顺理成章,“功在详析与收拾而发明不多”。与孔颖达简直一起的陆德明,从前为《周易》《尚书》《毛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老子》《庄子》《尔雅》等各自编撰《音义》,合为《经典释文》三十卷。该书在对十四部重要典籍的原文和注释进行音注时,采择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兼载诸儒之训诂,详列各本之异文,具有极端严重的古音学、训诂学、校勘学价值。后人将该书内容离散,刺进“十三经”相应的经文和古注之下,为读者供给方便。

  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三十卷,录入先秦至梁代诗文名篇七百余首,颇具鉴裁。隋唐之际构成“文选学”,对《文选》的研习、注释、仿照蔚成风气,其间影响最大的便是李善《文选注》六十卷、五臣《文选注》三十卷。前者援引富赡,内容渊博;后者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唐中期至北宋,五臣注盛行;两宋之际,李善注又遭到喜爱。在刻本年代,除了独自的李善注、五臣注之外,还呈现了五臣-李善注、李善-五臣注之类的拼合本,风行宋元明清四代。

  印刷术呈现于唐代初年,其时只用于印刷佛经、日历等尘俗读物。《梦溪笔谈·技艺》载:“板印书本,唐人没有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冯瀛王即冯道,五代时人,曾建议国子监校定“九经”,组工雕印,此为官家刻书之始。版印书本不仅仅能够将典籍化身千百,促进其广泛传达,而且把文人从极为深重的誊写作业中解放出来,投身到对古籍的保藏、校勘、注释、研讨等作业中。我国古代的印本书本,以雕版印刷为主,亦有少数活字本(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清末呈现了石印本、珂罗版印本等,但盛行时刻不长。

  两宋时期,呈现了许多致力于古籍收拾与研讨的学者,效果丰盛。其间最令人瞩意图便是南宋朱熹的经典注释和岳珂的古籍收拾与刊刻。

  南宋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兼并,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六卷。该书摒弃唐代孔颖达等“五经正义”注疏烦琐的坏处,代之以清通扼要、义理深入的风格,成为南宋理学的代表性作品。明清今后的科举考试出题,大略出自“四书”“五经”,而“四书”题皆以朱熹此书为绳尺,影响巨大而深远。

  岳飞之孙岳珂是南宋闻名官员、藏书家。他建立相台家塾,对“九经”“三传”等儒家典籍进行系统性收拾和刊刻。与陆德明不同,岳珂运用版刻书本(而不是写本)进行校勘。他以家塾所藏各种旧刻,“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情绪极为仔细,网罗版别空前完备,而且聘请专家进行校理,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皆罗列条目,详审而准确,后世推为善本。我国古代的校勘学、版别学、刊刻学,自此建立。

  元明两代的古籍收拾相对惨淡,效果不多,但也呈现了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凌稚隆《史记评林》、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毛晋《六十种曲》等重要效果。降至清代,文字狱严格,古籍收拾却进入了鼎盛时期。经部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陈奂《诗毛氏传疏》、焦循《孟子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史部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讨》、赵翼《廿二史札记》、王先谦《汉书补注》,子部如郭庆藩《庄子集释》、孙诒让《墨子间诂》、俞樾《诸子平议》,集部如王夫之《楚辞通释》、王琦《李太白集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彭定求《全唐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丛书如鲍廷博《知缺乏斋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荦荦大观。

  印本盛行的年代,写钞本形状也没有彻底退出,有时还会发挥巨大效果。清代乾隆年间由纪昀掌管,耗时十余年编成的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因卷帙太大,未曾刊刻,仅仅誊写了七套,分藏于“北四阁”和“南三阁”,现在尚存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凡四套。《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次严重事件,是我国传统古籍的一次规划空前的清点、收拾和总结。连续参加其事的官员、学者竟有三百余人,他们从一万多种图书中挑选大约三千五百种,进行详尽的校勘、收拾,并编撰概要。纪昀汇总各书概要并加以润饰、修正,而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包含四库著录书概要三千四百余篇,四库存目书概要六千七百余篇,而且各部、各类之前都有部类概说,体大思精,提纲挈领,是我国古代官修目录的集大成之作。

  我国历史上的古籍收拾,既有表现国家毅力的官方行为,如西汉刘向父子校勘、收拾国家图书,唐代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等;也有反映个人兴趣的私家校理、注释与分析,如孔子收拾“六经”并用于教育子弟,宋代岳珂校勘、刻梓“九经三传”,清代学者对古代经典作品的辑佚、辨伪、注释、评点、考证等。古籍收拾的办法多样,触及版别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出书学等许多学科范畴,为现当代的古籍收拾、古代文明的研讨和传达积累了丰厚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