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四周的国家历史上那些事(3):中国和日本历史上那些事

 2025-06-23     乐鱼官网入口网页版

  (这篇长文,我梳理了很多繁杂的资料,历时10多天,是我目前写的最累的文章,请大家耐心读完,如果您对中日之间的历史很清楚,可直接读第二部分:从多维视角看日本社会的价值取向。创作不易,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感谢您的支持!)

  1.日本的国名,依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太阳之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公元701年,日本天武天皇将国号改为“日本”。702年10月,日本遣唐使团到达京师长安,其中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谋求唐朝对其国号的认可。当时,已为皇帝的武则天,同意了使团的请求。自此,沿用了几百年的“倭国”“倭奴国”称谓改成了“日本”。

  2.徐福东渡日本以后,究竟是不是成了日本的天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永远是一个不解谜团。但是能肯定的是,徐福到日本后,极大的促进了日本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只是不清楚的是,如果徐福看到2000多年后,日本侵略他的故土,他会做何感想?

  3.琉球群岛不属于日本领土,琉球地位存在法理争议。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主权仅限于本土四岛。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关于冲绳群岛及大东群岛协定》,也未说明其主权归属问题。美国只是将琉球的行政管辖权交给了日本,从来没有表明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日本。

  4.中国历代王朝经营边疆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藩属国”,如朝鲜、缅甸、越南、琉球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不属于的藩属格局,而是长期游离于藩属格局之外。虽然,日本在长期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朝贡关系,但是,存在朝贡关系并不一定就是宗主和藩属关系。《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者自称大夫。倭奴国是倭国最南边的一个小国,汉光武皇帝赐以印绶。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皇帝接见倭国使节,意义非凡。而且明确记载“赐以印绶”表示帝国对倭奴国的册封。但是这种册封只是具有象征意义,没有实质内容。是不是“藩属国”最主要的国王是不是需要宗国的认可。在这一点上,日本不具备这个特点。

  5.向强者学习,这是日本民族的一大特点。经过不断的学习、创新,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很快。在向中国历代王朝,尤其是向唐朝的学习过程中,日本绝对是一个“三好学生”,是唐帝国的铁杆追随者,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在近代,佩里叩关后,日本向西方学习,开创“明治维新”局面,也成就了其“列强”地位。

  6.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是西方列强和日本等国通过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1918年之后分裂为奥地利、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等这9个国家是导致中国百年屈辱的始作俑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梳理、总结这段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日本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最严重的,是灾难性的。甲午战争(1894—1895)日本击败清朝北洋水师,自此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然而,直至今天,历届日本政府对侵华历史始终不肯正视,从未对侵华战争作出正式道歉,部分政客甚至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掩盖侵略罪行。这种态度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7.日本(或当时各小国)向中国历代王朝朝贡、学习的出发点,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审视。一方面是因为自身落后,要学习先进文明,发展自己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这种交往、“倚强”,以增强自身权威、正统。

  8.日本社会发展2000多年,其发展过程中的6个阶段非常明显,即:低姿态向强者学习——谋求平等地位——较量——较量失败——再学习——再较量。在唐朝时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

  9.深入了解中日关系,透过历史的棱镜,清醒的审视当下,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日本,概括一句话,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从徐福东渡的传说到遣唐使的盛况,从元帝国的东征到倭寇肆虐,从甲午风云到抗战烽火,再到二战后的政冷经热,中日关系既有文明交融的华彩乐章,也有兵戎相见的黑暗时刻。这段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史,既有古代朝贡体系的尊卑有序,也有近代的零和博弈和当代战略利益的深度考量。中日关系大多在“学习——较量——再学习”的循环中演进,其复杂性远超一般邻邦关系。中日之间隔海相望,地缘政治的永恒性,是我们看待问题、应对问题和解决问题时不容忽视的基础取向。

  在日本神话中,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当时或应为大和国或其他国名,最有可能的应该是个部落)并即位为天皇,这也是日本首任天皇(现日本德仁天皇是日本第126代天皇)。在这里,我们先不考虑事实真假问题,即使是日本天皇的祖上当时建立了国家,为现今日本国的溯源国,但是,这里能确定的是,当时的国家并不是日本列岛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也仅仅是当时日本列岛上众多国家的其中之一。《魏志·倭人传》中对3世纪中期的“倭”记述,岛上大约有100个国家,三国时期有使节往来的是30个。包括拥有约2万户人家的奴国、居住着千余家族的伊都国等“国家”,还有女王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3世纪中期的某个岛上尚且如此,更何况900多年前当时的日本列岛。

  在中国的典籍《山海经》中记载“倭属燕”,在这里,虽然还不能考证当时倭国是不是隶属燕国,但是,基本可以表明战国时期或以前已经和日本列岛中的国家(或部落)存在一定联系,而且,人们知道在东海上有众多岛屿,有人居住,期间不排除有人驾船到过那里,也有过正式的官方交往。这里,也不难引申猜想,徐福东渡日本应该不是贸然、无目的的选择,而是在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避祸东渡。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国奉贡朝贺,抵达洛阳向东汉朝贡,光武帝赐以印绶。这个印即“汉倭奴国王”金印。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出土,成为重要物证。据考证,奴国在今九州北部福冈县境内。《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报倭女王诏》(景初二年十二月)记载:“……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这说明,三国时期,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曹魏,获“亲魏倭王”封号。从魏明帝景初二年以后,仅仅十年之间,邪马台国派到魏或带方郡(属魏国)的使节前后达5次。这些早期交往表明,日本列岛的政治势力已开始主动吸收大陆文明。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种交往,学习、吸收中国文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种交往、“倚强”,以增强自身权威、正统。

  事实上,中古时期的日本小国林立之后。大约3世纪左右,在日本本州岛奈良盆地南部有一个地方被称为大和,这里有好多地方势力。经过长时间势力冲突,最终一个大王打败了其他势力,完成统一,称国名为“大和”(或应为日本第15代天皇,即应神天皇的功绩。当时应称呼为“大王”)。5世纪末,大和朝廷经过了百年的努力,逐步控制了全国,这里的全国也就是本州岛部分地区。6世纪初,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朝廷重臣之间出现“佛”“神”信仰之争。592年,推古女皇(33代天皇,历史上开始首次称呼为“天皇”)继位,593年,女皇立太子,后世称为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宣传推广佛教,曾经派小野妹子(男性)等人去隋朝学习。

  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为使节,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访隋,显示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已萌生平等意识。但是,隋炀帝看到国书后不高兴,对大臣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618年,唐朝建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甚至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

  下面,我会用很长篇幅,介绍中日在唐朝时期的交往。因为这是古代中日交往最频繁的时期,涉及科学技术、建筑、文化、宗教等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各个方面。

  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向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日本和唐朝的交往,极大的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变革。645年,日本大化改新(又作大化革新)开启。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真正开始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大贵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向中国唐朝政治和经济体制学习,成立中央集权国家。大化革新解放了部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趋势,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大化改新同明治维新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要变革。前者将日本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明治维新将封建社会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649年,日本大化改新出现了反革新派。革新政变时举足轻重的斗士,新政权最初的右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有时简称苏我石川麻吕、石川麻吕,苏我为姓氏)因有叛变嫌疑而被诛全族。外交上,朝鲜半岛受新罗国压迫的百济国向天皇政权求援,但日本束手无策。660年,唐朝和新罗国联军一举灭亡了百济。日本朝廷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仅有的一点威信,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蔑视。

  661年(唐高宗龙朔元年),唐将苏定方攻打高句丽,先端掉了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后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日本朝廷为恢复死去的威信,一举解决内外的困难,决定举全国之力出兵朝鲜。

  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罗国部队辅助)与日本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海战。日军(4万余人,战船1000余艘)和唐军(1.3万人,战舰170余艘) 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朝水军充分的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日本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海战。自此之战后,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同中国开战。

  日本在白江口海战失败之后,更加重视研究和学习唐朝文化,并开始讨厌对其“倭奴国”这个称呼。之后,日本开始向唐王朝上书要求更改国名,但是,作为战败国来使,说话自然不被重视,所以此次更名不了了之。

  时间转眼过了30年,在这30年里日本没有再向大唐再委派新的遣唐使团,但他们对唐朝的学习模仿却始终没中断。668年,天智天皇即位。战争的惨痛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恢复与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接着在701年时,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发展已经不同以往,于是重新更改国号,天武天皇将国号改为日本,但是还需要大唐予以认可。

  701年6月,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宝律令》主要编纂者之一粟田真人带领第七批遣唐使团出访大唐。702年10月,遣唐使团到达京师长安,其时已为人皇的武则天,对于“倭国”时隔30年再派来使是持欢迎态度的,并同意了粟田真人的请求。自此,沿用了几百年的“倭国”“倭奴国”称谓改为了“日本”。

  此时,日本新国家建设也告一段落了。但是,之后近200年间,日本一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学习,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

  630-894年间,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实际成行15次),顶级规模的使团达五百余人。这些使节、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学问僧(如空海)将唐朝的律令制度、佛教文化、建筑艺术等全方位移植到日本,促成了大化改新(645年)和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的建设。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具有高度选择性,如科举制度未被采用,汉字则被改造为假名文字,体现了“和魂汉才”的文化自觉。

  在科学技术方面,日本也大量吸收了唐朝的成果。吉备真备回国时携带了制成不久的僧一行《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及测影铁尺、铜律管等。中土的药材、香料和医药知识也传入日本。鉴真东渡赴日就带去了《鉴上人秘方》。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琉璃器、金银器、铜器等也大量输入,同时传习了有关生产技术。例如在奈良朝已经制造出精美的铜镜和银器;由于唐三彩销往日本,仿制而成奈良三彩;夹缬、腊缬等印染工艺也已被掌握。770年,日本孝谦天皇刻印《陀罗尼经咒》,现藏于奈良法隆寺百万塔中,这是世上留存的最早期印刷品之一,这种印刷技术也当是从唐朝传入的日本。

  日本是汉传佛教发达兴盛之邦。隋唐五代是中、日佛教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也奠定了日本佛教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且佛教的交流不仅促进了宗教自身的发展,它往往伴随广泛的文化传播进行。754年,鉴真东渡日本,不只传授了律宗,带去了经像法物,由于他善诗文,精医术,又携去二王真迹行书。就佛教本身的发展讲,隋唐正是中国宗派佛教的繁荣期,日本学僧从中国传习了高度发达的佛教学术,一些重要佛教宗派开始在日本形成。

  在日本奈良时代,日本已从隋、唐传入6个佛教宗派。进入平安时代,日本仍继续派遣僧、俗入唐留学。日本佛教界的龙象最澄与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年)泛海入唐求法,最澄回国后于比叡山创日本天台宗,空海回国后在高野山建日本真言宗。最澄法裔圆仁于开成三年(838年)入唐,游学10年,回国后登叡山,盛弘台、密二教。他在唐经历了“会昌毁佛”。其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关系那一时代的重要史料。

  唐末五代,往来中、日之间商舶甚多,入唐求法者仍继踵不绝。日本佛教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点,也创立了一些日本独有的宗派,但它作为汉传佛教的一支,其所依经典为汉文佛经,其基本面貌是大同于汉地的。日本佛教在其民族发展中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而其根源则可追寻于隋唐时期的中国。

  北宋时期,官方使节往来中断,民间贸易和佛教传播成为主要渠道。南宋时期(1127-1279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已两百余年,但两国间的商贸活动却空前活跃。明州(今宁波)成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日本商人带来的刀剑、硫磺、扇子等商品深受中国人喜爱,中国则输出铜钱、丝绸、瓷器等物品。这一时期,禅宗的传播尤为突出,荣西(1141-1215年)两度入宋,将临济宗传入日本;道元(1200-1253年)在宋学习曹洞宗,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禅宗不仅影响了日本宗教,更深刻塑造了武士道、茶道、枯山水等文化形式。

  元朝建立后,扩大了对外交流的范围,将日本视为重要的邻国。元代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日本,表达友好和求和的意愿。然而,尽管元朝表达了友好的姿态,但并没有成功征服日本。使臣在前往日本的过程中遭遇了阻碍,有时是因为恶劣的天气没办法抵达,有时是因为日本方面的不予回应。后来,日本直接拒绝使臣登陆,并明确说不会向元朝称臣纳贡的态度。忽必烈终于决定采取武力征服日本。

  为此,元朝累计投入了近20万军力、5500余艘船只,分两次派兵东征日本。但是,忽必烈两次大规模东征日本,均因台风(日本人称“神风”)以及其他因素而失败。这也给日本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强化了其“神国”意识,同时也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战争阴影下,民间贸易仍在继续。元日贸易与宋日贸易有显著区别。在宋日贸易中的北宋时期,主要是北宋商人入日贸易;在南宋时期宋日两国商人往来互市。但是,在元日贸易中,主要是日商入元贸易。期间,还出现了日本天龙寺船赴元的半官方贸易(称为天龙寺船贸易)。

  明朝建立初期,开始实施“勘合贸易”,这是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贡舶贸易”。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华,明朝廷收贡品、购方物后,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物品。各国贡期或3年,或5年。对日本则规定10年一贡(并且日本与朝鲜等国不同的是没有与明政府建立起真正的宗藩关系)。贡舶必须持有明廷事先所颁“勘合”(类似于执照签证)。这种贸易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在海外贸易中的管理模式,阻碍了中国与其他几个国家商品交流的扩大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由于从事海上贸易获利甚巨,仅允许勘合贸易的做法刺激了民间走私和海盗活动,甚至成了“倭患”加剧的部分原因。

  14-16世纪海上倭寇猖獗,严重威胁中国沿海安全。这些倭寇的海上活动反映了东亚海域贸易需求与官方海禁政策的矛盾。16世纪中叶,明朝实行严厉海禁,导致“嘉靖大倭寇”(1540-1565年)的爆发,直到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作战胜利才平息此患。在朝内外慢慢的变大的反对压力下,明中期取消海禁,此后私人海外贸易一度成为主流。

  明万历年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后,但国内仍有一些拥兵自重的封建主难以控制。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丰臣秀吉把国内的注意力引向国外,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不是很眼熟,基本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测试版)。作为第一步,向朝鲜提出了“借道入明”的狂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鲜政府的拒绝。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13日,丰臣秀吉集结30.6万大军,发动了侵朝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以及“丁酉再乱”。日本一个月内攻陷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昖北逃义州,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日本侵略朝鲜,彻底激怒大明王朝。明朝派李如松统领4万大军抗倭援朝,取得平壤大捷。之后,经过碧蹄馆之战、玉浦海战、闲山岛海战、釜山浦海战等战役后,战况陷入僵局,明、日双方开始议和。1595年,战争第一阶段基本结束。1597年正月,日军14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二次求援,明朝调7万兵力赴朝救援。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难以为继,遂从朝鲜半岛撤退。日军撤退途中,中朝联军在陈璘、邓子龙的指挥下,取得了露梁海战的胜利。万历朝鲜战争以中朝联军的胜利告终。

  万历朝鲜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朝鲜从亡国到复国,还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日本德川幕府崛起。万历朝鲜战争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奠定了之后300年东亚的和平局面。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共同面临西方列强的冲击,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853年7月14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领士兵登陆日本,向日本天皇递交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放的亲笔信(也称为“佩里叩关”)。之后,日本迅速进行了明治维新(1868年),成功转型为现代国家;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未能挽救清朝的衰落。这一“师徒易位”的过程深刻改变了东亚权力格局,也重塑了中日关系的性质。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日本在战争中获胜,迫使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这场战争标志着传统东亚秩序的解体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形成对华战略包围。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直在升级。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这场持续14年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也在日本社会中留下深刻创伤。特别值得反思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过程中利用了两国文化的相似性(如“同文同种”宣传),扭曲侵略行径,倡导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复杂曲折的重建过程。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日本对侵华战争表示“深刻反省”,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20世纪80-9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中日贸易额从1972年的11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00多亿美元;民间交流空前活跃,日本动漫、影视作品在中国广受欢迎。然而,历史问题(如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领土争端(问题)、战略猜疑等因素始终困扰着双边关系。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日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东亚力量对比,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防范意识增强。2012年日本政府“国有化”引发中国强烈反应,两国关系跌入低谷。虽然2014年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关系回暖,但战略竞争态势并未根本改变。在经贸领域,两国产业链深度交织(2024年贸易额达3180亿美元),但在高科技领域竞争加剧;在安全领域,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并增加防务开支,中国则持续推动军事现代化。

  日本这个民族,既让人惊叹,又让人困惑。他们钟爱的樱花,美丽而短暂;他们推崇的武士刀,锋利而脆弱;他们制作的折纸,精致而复杂。他们既谦逊有礼又孤傲排外,既保守传统又热衷革新,既崇尚极致美学又多暴力倾向和欺诈。

  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从根本上塑造了其民族性格的底色。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既形成了保护屏障,又造就了心理上的“岛国根性”。这种根性表现为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对内部秩序的极端重视与对外部世界的矛盾心态。

  历史上,这种岛国特性导致了日本对外关系的周期性开闭。1639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除长崎出岛外断绝与西方往来,这一政策持续了214年之久。锁国期间形成的“和魂“意识,成为日本文化独特性的精神堡垒。但耐人寻味的是,当1853年佩里率领炮舰叩关,逼迫德川幕府签订通商条约时,日本又能迅速转向“开国”,这种180度的政策转变在其他文明中极为罕见。地理学者矢嶋仁吉曾指出:“日本人的适应能力就像水一样——倒入方器则方,倒入圆器则圆,但本质从未改变。”

  自然灾害的频发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性格。地震、海啸、台风的常年威胁,培养了日本人“物哀”的美学意识——对转瞬即逝之美的敏感体悟。同时,严酷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我慢”(忍耐)的民族精神。麦克阿瑟统治日本7年,当他临走时,上百万人含泪送别,就这一点,连麦克阿瑟都没办法理解。历史学家和辻哲郎在《风土》中写道:“日本人的性格就像他们的竹子——外表柔韧,内里坚韧”。这种特质使日本民族能够在二战后废墟中迅速崛起,创造经济奇迹。

  日本民族最令人惊叹的特质莫过于其无与伦比的文化消化能力。纵观历史,日本对待外来文明从始至终保持着“实用主义筛选”的态度——热烈拥抱,谨慎改造,最终本土化。

  大化改新(645年)是这种特质的首次集中展现。面对高度发达的大唐文明,日本贵族全盘引进律令制度、汉字系统、佛教艺术,却避开了科举制和宦官制度这些不适合本土的政治元素。平安时代(794-1185年)的“国风文化”更是一场精彩的文化再造运动——中国传来的汉字被简化为假名,唐诗演变为和歌,唐式建筑转化为寝殿造。日本国学名家本居宣长提出的“物之哀”美学,标志着日本文化主体性的觉醒。

  明治维新(1868年)将这种文化选择能力推向极致。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打出“和魂洋才“的旗号,在保留天皇制与神道信仰的同时,系统引进德国的医学、法国的法律、英国的海军制度。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指出:“日本人像专业的拼贴艺术家,把外来文化碎片重新组合成全新的图案”。这种能力使日本成为非西方国家中唯一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案例。

  但文化嫁接的另一面是潜在的认同焦虑。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分析道:“日本文化像没有内核的洋葱,剥开一层又一层,却找不到中心”。这种焦虑在近代表现为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度西化的“脱亚入欧”论,另一种是极端排外的“国粹主义”。1930年代的军国主义兴起,某一些程度上正是这种文化认同危机的病态爆发。

  日本民族的集团主义倾向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称典范。这种特质源于水稻种植形成的村落共同体。日本人类学者中根千枝提出的“纵式社会“理论指出,日本社会结构以“场”(如公司、学校)为基础,强调“内外“区别,重视“序列”关系。

  日本战国时代(1467-1615年)的“家”制度是集团主义的早期制度化。武士不仅为君主效忠,更是为“家名”(家族名誉)而战。这种观念演化为江户时代的“藩”意识,最终在明治时期转化为对国家(作为扩大的“家”)的忠诚。日本社会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日本人的道德观不是基于普遍原则,而是取决于所属集团的特别的条件。”

  现代日本企业将传统集团主义发挥到极致。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企业工会构成“日本式经营”的三大神器。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美国公司像砖墙——每块砖可以每时每刻更换;日本公司像石墙——每块石头都有独特形状,相互契合”。这种体制创造了20世纪的经济奇迹,但也导致了“过劳死”、“社畜”等现代病。

  集团主义的阴暗面在军国主义时期暴露无遗。南京大屠杀中普通士兵的暴行,很大程度上源于“集团心理”——个人在集体中责任感的稀释与服从权威的惯性。思想学家鹤见俊辅指出:“日本人的伦理判断往往让位于‘场’的气氛”。这种特质使日本民族既能创造高度文明,也可能集体滑向非理性。

  日本民族对美学的追求达到近乎宗教的境地。日本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开创了“幽玄”美学;室町时代(1336-1573年)的能乐与枯山水演绎“侘寂”理念;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影响梵高等西方画家。哲学家九鬼周造将日本美学特质概括为“粹”——一种洗练的感性。

  但吊诡的是,这种唯美倾向与暴力传统并存。武士道精神将死亡美学化,切腹仪式赋予自杀以庄严形式。二战期间,“神风特攻队”将这种美学推至病态极端——年轻飞行员在樱花飘落的意象中冲向敌舰。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1970年11月25日,率领四名追随者劫持自卫队高级将领,召集自卫队员鼓动兵变,计划失败后,剖腹自杀),正是这种美学矛盾的终极体现。

  现代日本将这种极致精神注入工业生产。丰田的“改善”哲学、新干线的精确到秒、料理人对寿司的执着,无不体现“道”的追求——任何技艺都可升华为精神修炼。管理学家威廉·大内指出:“日本工人不像是在生产产品,更像是在进行宗教仪式。”

  从近代史上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七七事变(1937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再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实际举办于2021年)中展现的阴郁场景,可以窥见日本民族性格中一种“隐蔽的极端性”——表面克制与内在爆发的矛盾结合体,其核心是“菊与刀”式的阴谋美学。

  “偷袭基因”与阴谋惯性。从沈阳柳条湖的自导自演、卢沟桥的“士兵失踪”,到珍珠港的“和谈烟雾弹”,日本始终遵循“先隐秘布局——再突然爆发”的行动逻辑。这种策略绝非单纯的军事智慧,而是深植于民族心理的“阴谋审美”——将破坏性行动包装成“被迫反击”,用精密算计替代正面冲突。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里那个在黑暗中扭曲舞动的“森之精灵”,恰是这种心理的表达。看似艺术表达,实则释放着被压抑的暴力意象。

  仪式感包裹的极端性。神道教仪式化的“玉碎“思想与奥运会开幕式诡异的物哀表演共享同一种精神结构,即用美学外衣合理化极端行为。1930年代军国主义宣传将侵略美化为“大东亚共荣”,2020年则用“死亡舞蹈”消解福岛核灾的阴影。这种“阴暗升华”能力,使得最反人性的行为都能通过文化符号获得集体催眠式的认同。

  耻感文化衍生的双面性。珍珠港事件前外交官仍在华盛顿假意谈判,恰如奥运会前鞠躬道歉却坚持排放核污水。这种“表面恭顺——暗中突刺”的模式,源于耻感文化对直接冲突的回避。当现实压力突破临界点,便会以更扭曲的方式爆发——1931年的侵华战争是“岛国焦虑”的释放,而开幕式那些令人不适的表演,则是当代日本对自身历史罪责与社会压抑的畸形宣泄。

  这种性格的危险性在于,当阴谋被赋予美学意义,极端行为就获得了道德豁免权。从军国主义的“八纮一宇”(当时日本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到现代社会的“压抑式创新”,日本始终在精致包装下进行着危险的平衡游戏——就像开幕式那个悬浮的巨型人脸气球,看似荒诞,实则是民族精神中“监视与压抑”的实体化,暗示着随时有可能坠落的失控风险。

  日本民族性格的本质在于其保持对立面动态平衡的能力。正如阴与阳的太极图,所有看似矛盾的特质——开放与封闭、模仿与创新、集体与个人、美学与暴力——都在日本这个民族和个体中存在共生。

  当代日本面临少子高龄化、经济停滞、自然灾害等挑战,其民族性格正在经历新的调试。一方面,“酷日本”(Cool Japan)战略展示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社会闭塞感增强,“hikikomori”(蛰居族)现象蔓延。未来日本将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集团与个体、国际与本土,不仅关乎其自身命运,也为全球多元文明提供参照。

  理解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统一体,或许能让我们超越简单的“喜欢”“厌恶”“仇视”,以更立体的视角看待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邻邦。在其性格密码中,我们正真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更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的生动例证。

  中日关系的独特性在于3个方面,它既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又是两种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既有着文明交流的盛况,又有着近代战争留下的创伤;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联系,又面临着现实的战略竞争。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回到古代“华夷秩序”的垂直结构,也不应陷入“零和”博弈的对抗。面向未来,中日两国应当珍视“一衣带水”的邻邦情谊,将两千年的交流智慧转化为化解矛盾的良方,共同探索东亚大国相处之道的新范式。

  历史问题不应成为永远的枷锁,但回避历史真相也无法建立真正互信。日本可借鉴德国二战后的认罪做法,要区分军国主义罪行与普通日本民众的战争创伤,真诚反省侵略历史,避免阴暗心理。也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代日本,构建面向未来的历史共识。

  中日作为东亚两大经济体,对地区和平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双方应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安全对话机制,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共同支持、完善多边架构,在全球治理议题上加强协调。

  世界的发展已经面临新的十字路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两国,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需要以智慧和勇气,书写邻邦相处的新未来。但是,前提是日本需要放下执念,考虑好向西还是向东。

  6月21日凌晨,日本女星明日花发文否认和周鹤年私会并进行易,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散布谣言。“虽然众说纷纭,但《周刊文春》的报道尚未刊出。请不要传播不实信息。我从未在私人场合收取金钱进行易,一次都没有,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6月18日,重庆市动物园内。却反遭对方恶语辱骂。随后,双方发生争执并撕扯起来。对此,重庆市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称。

  据央视新闻6月20日报道,北京昌平的李先生住在某小区的一楼,他家楼下是另一位业主的储藏间。李先生和家人不堪噪音之扰,于是找到邻居姜先生,想让对方拆掉这个鱼池,双方为此开始了一场诉讼。

  伊朗F-14被以色列炸毁 名机的悲剧早已注定#军事 #伊朗 #空军 #以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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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深入推动“断卡”行动。违法嫌疑犯43名。有部分是出售出借自己的。成为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人”

  韩国全罗南道警察厅济州航空客机事故调查本部21日通报,已对国土交通部、韩国机场公社、混凝土天线人,以业务过失致死伤嫌疑进行立案调查。警方将根据过失责任的重大程度决定是不是对相关责任人申请拘捕令。

  近日,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泽桐赴珠海经开区、斗门区调研产业园区和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力抓好重点产业项目建设,高水平推进产业园区建设,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推动珠海高水平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南都·湾财社记者发现,6月17日,深圳市光明区政府在线公布《光明马田太阳路公交站台安装项目“4·1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