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出版业在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发展向好，人工智能、网络直播、学科建设等多种因素为出版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文章在对2023—2024年中国出版业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一段时间出版业发展的新趋势进行研判，并提出加快培育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出版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以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出版实践的破题之年，是“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攻坚之年，也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2023年，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23年6月，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入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这对我们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文化思想，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是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2023—2024年，出版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领会习文化思想的内涵，稳步推进出版强国建设，加快培育出版新质生产力，在政策扶持、内容生产、营销发行、学科建设、出版融合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
为促进出版产业长续发展，2023年度国家相继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旨在减轻行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行业整体创新与转型。
2023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支持协调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明白准确地提出图书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对部分出版物出版环节实行增值税50%或100%先征后退，古旧图书免征增值税，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税。2023年9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又发布了《关于延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进一步细化了《支持协调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中对不同类别出版物在出版环节实行增值税50%或100%先征后退的有关政策。2023年10月，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延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公告规定，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此税收政策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税收优惠政策为出版单位、书店和批发商提供了实质性的经济支持，在减轻出版业经济负担的同时，使得出版公司能够将更多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内容创作和市场开拓中。此外，针对古旧图书交易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为保护我国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延续提供了空间。
在出版物的内容审核、质量控制等方面，政府制定了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引导出版行业健康发展。2023年3月2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印刷复制质量管理的通知》与《关于开展2023年“3·15”印刷复制质检活动和中小学重点教材印制、环保质量检查的通知》，意在筑牢印刷质量安全防线，迈好印刷复制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一步。
2023年8月1日起，首个针对编校质量检查而制定的行业标准《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和计算方式》开始实施，为图书编校工作树立了规范。它主要规定了三个方法：检查字数的计算方式、编校差错的判定和计错方法、编校差错率的计算方式。该标准的实施，不仅让图书编校人员和质检人员有标准可依，而且对图书出版行业编校水平和质检水平的提升及图书质量的提高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2023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署通报了“质量管理2022”编校质量不合格的64种图书，并启动了图书“质量管理2023”专项工作。此项工作特别将关注点放在了与青少年学习成长紧密相关的图书领域，如中小学教材、教辅材料和少儿读物等。为了进一步响应并强化这一质量管理举措，同年6月，青少年读物质量提升调研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切实提高青少年读物的思想深度、文化内涵和内容质量，以确保少儿出版达到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
总之，2023年，政府部门通过系列专项活动与行政管理，警示督促了出版行业遵规守纪，加强了内容管理与质量管理，着力提升了行业整体的专业水平和服务的品质。在为出版业的规范化管理提供相关依据的同时，为出版业创造了公平、有序、透明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行业的长续发展。
2023年开卷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增长率由负转正，同比上升了4.72%，而零售市场实洋却同比下降，同比增长率为-7.04%，和码洋的正向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1]2023年，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的首年，出版业虽然在恢复和发展的主旋律中逐渐回归增长态势，但其恢复之路依旧充满了挑战和艰辛。在此环境下，主题出版凭借其独特的价值导向和深远的社会影响，成为出版行业的领头羊。
据开卷统计，主题出版图书动销品种、品种比重和码洋占有率从2016年的16575种、0.95%、2.42%，增长到2021年的35411种、1.95%、6.03%。[2]2023年，主题出版选题题材与范围逐步扩大，73种年度热销社科头部作品中，主题时政图书占比近六成，且包揽全品类年度热销TOP10。[3]
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以人文社科见长的老牌出版单位也积极投身于主题出版的洪流中，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系列、中华书局的“复兴文库”系列。值得一提的是，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170种选题中，入选文学主题出版的选题多达30余种，打破了以往一贯以严肃说理、宏大叙事为主的主题出版图书局面，逐渐丰富了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小说等文学性强、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为主题的出版选题，如《白洋淀上前传》（花山文艺出版社）、《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石榴花开》（辽宁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主题出版正积极与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以及少儿出版探寻融合发展的道路，成为推动出版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和重要力量。
2023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学术出版佳作频现，如《习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等。2023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出版了一系列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丛书和译丛，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中央党校思想库丛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等。
2023—2024年，一系列国家级的重要学术出版工程持续推进。《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已出版三编共计3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以下简称“百科三版”）主体建设任务也圆满完成。2023年，百科三版已集中发布50万个网络版条目；2024年1月，首批纸质版18个学科19卷集中面市。此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十卷本）、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永乐大典》及敦煌文献的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以及“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和“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等国家级的重大出版工程均稳步推进，其阶段性成果已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鲜明标志。
2023年，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包括“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中华精品字库工程”以及“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些工程在学术层面成功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语言资源库，并相继推出了《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语言资源集》《甲骨文摹本大系》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参考。
此外，2023年一批古籍出版重大出版工程历经多年修撰得以问世，如《明文海》点校本、影印本出版，《中华医藏》首批图书发布。其中，《中华医藏》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顶级规模的中医药古籍整理保护项目，全国28家单位、34个课题组近千人参与了该项目，200余家古籍馆藏机构支持该项目实施。[4]
2023年，中国少儿出版的原创力慢慢地加强，在原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提升。根据开卷数据，2023年少儿图书零售市场TOP100中，原创作品占61种；新书市场TOP100中，原创作品占81种。本土少儿原创新作在少儿图书市场的占比慢慢的变大，2023年本土原创新作占整个少儿市场的21.66%，是近十年来的最高值。这也是少儿原创生产力提升在市场端的映射。[5]
2023年，少儿图书市场的三大品类：少儿科普、少儿绘本及少儿文学均显示了蓬勃的原创生产力，高原之作不断涌现。比如，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萝卜大厦》、天天出版社的《嘿，有一个洞》、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在图文表达上呈现出东方美学的气韵。新锐创作组合“和畅团”佳作不断，新作《萝卜大厦》和《捉》在国内屡获大奖，而且销量可观。
2023年短视频电商依然呈现快速地增长态势，同比增长70.1%，成为带动整体零售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实体店渠道依然呈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18.24%；平台电商和垂直及其他电商分别下降了3.68%和10.08%。以短视频电商为流量高地的短视频渠道逐渐超过垂直及其他电商，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经营渠道。[6]
此外，国内线下书展全面重启，国际书展陆续复苏，全民阅读氛围重燃，直播电商引起大众广泛关注。2024年3月，中国互联网络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8.16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6501万人，占网民整体的74.7%。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5.97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8267万人，占网民整体的54.7%。《2023年全年纸质图书市场分析报告》显示，传统电商仍是图书市场销售的主阵地，但从渠道码洋同比情况去看，传统电商销售较2022年同比下降9.19%。[7]在传统电商市场萎靡的境况下，“直播+短视频”荐书常态化，成为2023年图书销售的新风口，为出版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流量奇迹。
抖音电商发布的《2023抖音电商图书消费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超4亿个图书包裹从抖音电商发往全国各地，平均每天有超200万本图书通过平台售出；抖音电子商务平台上图书带货直播累计观看超113亿次。[8]2024年1月23日晚，《人民文学》杂志联手董宇辉用4个小时销售了8.6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元，突破了单场图书销售金额最高1000万元的纪录。[9]2024年2月28日晚上8点，余华、苏童与程永新三位著名作家聚首“与辉同行”直播间，截至当晚12点，这场直播共销售《收获》2024年全年双月刊7.32万套和长篇小说季刊1.5万套，合计销售实洋1468万元。[10]
随着图书直播平台的规范化发展，部分图书直播间不再过于强调价格，而是更看重“阅读与陪伴”，营造宁静、舒缓的阅读氛围，受到观众喜爱，销售方式从叫卖式硬宣传直播向有内涵的知识分享型直播转变，进入直播带货3.0时代。
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的第一年，2023年三大书展全面启动。2月24日至26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与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办。6月15日至18日，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此次博览会吸引了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共计2500家展商前来参展。[11]7月15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南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南开幕。与此同时，地方书展火热开展，热门活动不断出圈，多个地方书展的全国性趋向显现，如上海书展、中国黄山书会、天府书展、南国书香节以及上海国际童书展等纷纷重燃热情，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除大型展会之外，各地灵活化的图书市集也深受读者喜爱。这些市集通常由民间机构自发组织，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地举办短期售卖活动。与传统的书市由官方组织不同，图书市集因其规模小、形式灵活和互动性强而受到城市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图书市集上，很少见到大型书店的展位，取而代之的是独立书店和出版社的小展台，甚至有些展台专门展示特定出版品牌的书籍，并不时会有图书编辑亲自参与，与读者面对面交流。集章打卡、与喜爱的图书编辑和出版品牌当面交流，成为图书市集上的独特体验。对读者而言，图书市集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更具社区感，能带来淘书和交流的快乐。图书市集的持续热潮不仅折射出市民对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热烈追求，也彰显了出版机构对提升图书品牌认知度、扩大读者群体即“书友圈”的迫切期望。这一趋势不仅展示了图书市场的活力，也预示着出版业在推动文化繁荣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23年伦敦书展，中国出版展示面积386平方米，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传播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参展，组织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国内40多家出版单位参展，展示图书2300多种，举办了30多场出版交流活动。[12]
第41届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21家出版单位组成的代表团携1522种、2044册精品图书参展。[13]2023年的法兰克福书展，超过50家中国出版机构参展，展示了1000多种高质量的出版物，举办了59场线]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所展示的文学、少儿及学术类图书备受赞誉。而在盛大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更是汇聚了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图书企业，展示了超过20万种中外图书。博览会上，举办了200多场精彩纷呈的论坛和发布活动，中外图书交流互动频繁。最终，博览会共达成了2000项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其中民间传统文化、少儿出版、版权代理和数字内容成为非常关注的走出去热点线]
通过参加国际书展，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图书，展现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与风采，还可直接与海外出版商、分销商以及读者接触，打通海外直售渠道，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掌握最新的出版动态和潮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图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出海”已成为出版行业的一大趋势。国际书展不仅是展示各国图书的窗口，更是出版交流、版权交易的重要场所。
尽管2023年多家实体书店门店零售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逆境中的书店人仍试图开拓新的销售增长点。传统的书店模式，以售卖图书为主体业务，但如今正逐渐向多元化文化综合服务的方向发展。这种转型不仅是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更是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多元化文化综合服务的核心在于，实体书店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图书销售功能，而是转变为一个提供多样化文化体验的空间。这些书店开始涵盖咖啡馆、艺术画廊、演出场所、创意工作坊等多种功能，成为一个集阅读、社交、学习、娱乐于一体的文化聚集地。实体书店更新后的定位，强调的是体验和参与感。书店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如作者签售会、主题讲座、艺术展览等，吸引顾客参与体验。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顾客的文化生活，也为书店带来了新的流量和收入来源。
此外，实体书店在转型过程中，也开始利用数字化工具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建立线上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连接，书店能够扩大其服务范围，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便捷的服务。例如，顾客可以在线预订书籍，到店自取，或参与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中心门店升级改造，尝试打造以图书主业为核心，融文创产品、咖啡简餐、创意手作、科技创造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的体验式、复合式文化体验空间。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滨水公园内的京北印象书厨，其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馆内藏书2000余册，以陈列传统文化、艺术、儿童绘本类图书为主，为不同年龄段人群提供多元化的阅读选择。京北印象书厨通过将书籍与餐饮进行融合，为消费者打造了集文化、艺术、书籍、美食等于一体的放松空间。
总之，实体书店的转型，是对传统业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它们通过提供多元化的文化综合服务，不仅提升了顾客的体验，也为书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打开了新的可能。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实体书店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在文化传播和创新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2023年，中国出版行业的人才教育与学科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出版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渐增长，出版行业人才教育与学科建设日益受到重视。
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总体要求、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组织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15项促进措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16]
2022年以来，中宣部、教育部推动全国8所重点高校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开展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各高校针对出版行业人才缺口现状，在本科教育阶段开设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传媒管理等相关专业，涵盖了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的全方位教育。部分高校如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开设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培育高层次的出版专业人才。为深化出版学科的专业共建工作，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携手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等一系列专业教研机构。这些机构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专业体系，为出版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在出版教学设置上，2023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论证等筹备工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系列教材编撰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出版学基础理论》《数字出版概论》等9种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预计于2024年完成编写出版。[17]此外，高校不但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出版行业的教育与学科建设正朝着产学研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高校、出版社、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逐步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与接触业界的便捷平台，共同开展出版相关研究项目，推动学术成果的转化应用。
随着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行业整体对具有国际视野的出版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高校开设国际出版、跨文化交流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国际交流项目、海外实习等方式，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国际出版市场，提升国际合作能力。与此同时，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推动了学科的交叉融合。在人才培养上，除去传统的编辑出版学，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学科也在不断融入。清华大学出版社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展数字出版研究项目，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了数字出版与新媒体技术等交叉学科，意在培养具备丰富技术背景的出版人才。
中国出版行业的人才教育与学科建设现状显示出了与行业发展紧密结合的特点。通过完善的教育体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国际化人才培养、学科交叉融合、专业认证与继续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以及创新能力培养等多方面的努力，随着行业的不断进步，出版行业的人才教育与学科建设将继续向着更加专业化、国际化和创新化的方向发展。
2023年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年，伴随着ChatGPT的爆火，生成式人工智能科技迅速席卷各行各业，AIGC正在引领内容生产方式的革新，推动个人、行业甚至世界生产力发生大变革。2023年8月31日，首批国产大模型正式通过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备案，百度“文心一言”、字节跳动“云雀大模型”、智谱AI“智谱清言”、中国科学院“紫东太初大模型”、百川智能“百川大模型”、商汤“商量SenseChat”、MiniMax“MiniMax开放平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书生通用大模型”均已正式上线，面向公众提供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11月6日，全国共有188个单位研发出201个大语言模型，越来越多的生成式AI大模型接连而至。[18]这一年，图书出版业也进行了“出版+人工智能”探索，AIGC正加速嵌入出版产业链各环节，通过创新产业流程和产品形态，推动出版融合的变革与重塑。
在出版内容生产领域，多家出版机构积极拥抱技术创新，通过接入百度“文心一言”等AI工具，利用AIGC技术贯穿于选题策划、美术设计、文字润色、编辑校对以及市场营销等整个编辑生产流程，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凤凰传媒自主研发的“凤凰智能校对系统”在内容编校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协助检查编校错误和内容错误，还能审查政治舆论导向的正确性，确保出版物在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果麦文化推出的“图书选题十维数据分析系统”通过数据分析，为选题策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技术工具和系统的应用，共同推动了出版业内容生产的高效化、精准化和安全化。
2023年5月，中信出版集团搭建平行出版实验室，推进“AIGC数智出版”流程再造，开放内部编辑团队试用的AIGC数智出版集成工具平台，大幅提高了流程效率。2023年12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首次推出完全由AI制作插画的图书《我的书中有秘密花园》。中文在线研发“中文逍遥”数字内容智能生成模型，辅助作家创作。
除了内容生产，出版机构也在尝试借助自身的海量内容资源优势，搭建专业模型，将AIGC训练应用至专业更加细分的垂直领域。掌阅科技推出了国内阅读行业首款对话式AI应用“阅爱聊”，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交互体验。中国知网在线发布了AIGC检测服务系统，为学术内容的真伪鉴别和质量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在古籍信息处理领域，中华书局古联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携手，发布了专门用于古籍信息处理的“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这一成果为古籍的整理、研究和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浙江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阿里云、华院计算等顶尖机构也共同研制出了“智海—三乐”教育大模型。这一大模型集成了智能问答、试题生成、学习导航、教学评估等多项功能，为教育领域带来了突破性的变革，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
在AI产业链延伸上，数字人、数字主播、数智平台、数智管理也在尝试中。数传集团面向全国出版单位正式推出AI阅读服务数字人——小睿数字人，湖北教育出版社等20多家出版单位已在纸质图书上应用了该数字人服务。中华书局推出苏东坡数字人。东方出版中心推出AI主播。凤凰传媒开发凤凰智灵智能办公平台和智能导学助手“文小慧”。果麦文化推出AI校对、AI漫画和AI读书数字人，提供以文生图及读者服务和图书营销者服务。城市传媒研发万象AIGC出版大模型，并与科大讯飞共建AI出版传播创新研究院，推动AI与出版产业融合。
2023年12月2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团体标准《出版业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指南》。AIGC技术应用已成为大势所趋，在重塑出版业生产流程与推动内容创新创作上将持续带来可观的技术红利，为出版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数据量的增加、算法的迭代升级，以及与现实世界交互功能的加强，多模态AIGC大模型将通过不断的学习试错以及自动总结客观规律，在选题内容、产品形式、IP设计、流程管理等方面引领出版业大步向前。
国际局势、技术革新、人口因素等无疑均是影响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23年这些因素为出版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未来出版业发展趋势的研判也需要将其置于多维因素的框架之下。
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实践成果，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断为变织的世界增添确定性和正能量。[19]面对国际局势动荡，我国在巴以冲突、推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和解、阿富汗问题上积极介入，以及在金砖国家扩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
我国成功举办了多项国际会议和论坛，如“中国—中亚峰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为出版业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和合作机会，促进了中国出版物的国际化和多元化。中国斡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带动中东多国和解，为我国出版业在中东地区开展项目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2023年3月13日，中国与泰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泰王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创新部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泰双方将在未来5年内，共同翻译出版50种两国经典著作，通过更多优秀的互译作品促进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增进友谊，赋予“中泰一家亲”文化力量。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是中泰出版交流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将为两国深化人文交流互鉴带来新的机遇、提供新的动力。[20]2023年4月26日，中国版权协会与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促进中日著作权领域的双向交流，推动与版权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21]
文化外交是国际政治关系的润滑剂，出版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出版业而言，顺应当前国际形势、出版优秀的跨文化出版物，满足人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日益增长的兴趣，将成为新的国际出版增长点。
2024年，美国大选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以及世界经济大幅下滑等问题，也对出版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提示我国出版业灵活制定应对策略，进一步促进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体悟中国价值，减少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找到属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出版业的立足之地。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旨在通过限制目标国家的贸易和金融活动来迫使其改变某些政策或行为。出版物分销网络可能会因经济制裁而受到严重破坏，国际运输成本上升致使某些国家不再与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图书分销也会带来收入延迟，进而影响出版社的现金流和利润，长期的国际制裁导致出版业面临原材料短缺和资金不足的问题。譬如，迫于美国与欧盟的贸易压力，伊朗的出版社不得不提高图书价格以应对成本上升，长此以往，可能对伊朗的图书销售形成隐性的控制。
在经济制裁的压力下，受制裁国家面临货币贬值、进口图书价格水涨船高等风险，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下降。此外，经济制裁可能导致国家支付系统的中断，使得国际交易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印刷和分销成本的上升，出版社的利润受到压缩，图书销量的下降将进一步影响出版社整体的发展状况，长此以往，可能导致部分出版社入不敷出、出版业整体萎缩。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后，其货币卢布大幅贬值。同时，由于支付系统的中断，俄罗斯消费者难以购买到国际出版社的图书。众多国际出版社撤出俄罗斯市场。本地出版社难以获得外国作品的版权，新书的出版数量大幅减少。
文化制裁作为更广泛的政治或经济制裁的一部分，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愈发为人所关注。文化制裁可能导致某些主题或观点的传播受到限制。在制裁国认定某些出版物违反了其价值观或政策的情况下，禁止该部分书籍的进口或销售，限制了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影响了出版多样性。美国对古巴实施的长期贸易禁运限制了两国之间的文化和出版交流，古巴出版社难以获得美国作品的版权，同时也难以将古巴作品推广到美国市场。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前8个月，美国各地有近700次试图限制对近2000种不同图书、图书馆资料和服务的获取。[22]英国作家J.K.罗琳的代表作、畅销全球的小说《哈利·波特》被评宣传巫术，《麦田里的守望者》《杀死一只知更鸟》等众多经典作品被归入行列，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质疑。[23]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未来不会自一言堂中诞生，各类特点分明、风格独特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影响、不断交融，才能让人类历史不断延续。面对文化制裁可能导致的出版多样性减少、文化表达与知识传播受限的情况，出版业要不断寻找创新应对策略，以减轻多方制裁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国际出版界同仁也应考虑文化制裁对文化交流和多样性的影响，寻求以文明建构来提供更具建设性与更和平的争端化解方式，以加强对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文化理解，为延续人类社会、共建美好未来贡献力量。在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出版业也应凸显出版大国的责任担当，为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随着信息技术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数字化、智能化会给很多传统行业带来冲击，出版亦不例外。然而一些传统出版单位，由于编辑思想和营销方式比较固定，再加上原本就拥有的成熟的纸质商品，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份额和收益，没有足够的能力以及创新动力来应对技术趋势。在数字化转型中因缺乏足够的人才与投入，传统出版物在数字化赋能、营销的升级和改造、现有新技术和新服务的运用、新旧业务之间的互动、新产品和新市场的整合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许多传统出版单位仍处于业态创新不足、改革力度不大、想试怕赔的困境中。
在未来，出版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技术深度融合，探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多元出版形态，是现代出版的解决方案。经历多年发展，数字出版已经从“互联网+”阶段，步入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的“智能+”时代。出版业将基于智能技术实现业务流程的全面优化、内容产品服务的深度创新，从“数字化”走向“数智化”，从“内容生产”走向“知识服务”。例如，通过对内容IP的深入发掘与衍生，结合元宇宙生态形成多元化的数字产品，从而形成全场景、全生态、全视角的“5G新阅读”，打造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的智慧产品。通过借用“文化+艺术+科技”融合的全新形态，围绕数字科技应用技术、线上线下联动、纸电融合、数据质量等内容，探讨图书领域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服务升级和技术创新之路。以数字化、智能化驱动出版编、印、发流程的全面升级，以知识服务打造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出版业态。
出版产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人。教育出版和少儿出版对人口规模和学生数量具有较高的依存性，它们也是我国出版业的核心板块。近十年来，尽管国家实施了二孩、三孩生育政策，各地也相继出台推动生育政策，但中国的新生儿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
2016—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由1883万人[24]锐减至902万人[25]，出生人口的减少势必影响学生人数，并导致相关课本及配套产品市场规模迅速缩减，进而对教育出版单位产生深远影响。据测算，小学、初中、普通高中阶段学生人数将自2024年开始进入为期约10年的快速下滑期，并在“十六五”末期，即2035年到达低谷，届时小初高学生人数将仅有1.13亿人，约为2023年的60%。[26]就少儿出版来说，以卡片、挂图、低幼启蒙、少儿图画书主要服务的0—6岁读者而言，适龄读者人数下滑，叠加二孩、三孩家庭新增消费频次减少，儿童消费市场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缩减近在眼前，需要引起业界关注。
面对这一趋势，出版唯有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才是未来破局人数下降的关键所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以上文件及习重要论述均为出版单位提升服务能力和扩大服务范围、扩展劳动对象、塑造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需要管理部门和出版业界共同努力，把脉出版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在出版转型中求新求变。
2023年，国内消费虽有所恢复，但依旧疲软。在国有出版企业方面，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宣传文化专项资金等形式对出版企业的直接财政扶持明显减少。同样，受财政开支压缩影响，学校、科研院所、公共图书馆等机构客户需求以及由各种科研经费支持的出版项目全面收缩。与此同时，整个行业利润率越来越低，多重因素导致部分出版单位的现金流紧张，对融合发展的投资亦有所收缩。
在民营书业方面，2023年以来，尽管国家出台了多项支持民营书业发展的文件，但宏观政策未能很好地解决民营书业的实际问题。此外，部分省市的民营书业企业反映，地方政府整体上对民营企业扶持力度不足，一些民营图书企业谈到政策的巨大风险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时士气低落。
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政府管理层面为出版业提供宽松的环境，出版管理上“放水养鱼”势在必行。一方面，加大对出版企业尤其是中小出版企业的资助扶持力度，以基金、项目等多种形式给予出版业资金资助，推动实现出版业的“以工代赈”。另一方面，减少对国有出版企业利润指标的压力，保障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出版业面临着自身政策扶持减少、转型升级压力大等内忧，以及外部消费能力减弱、直播电商压低利润等外患，放出版管理这潭“水”，养好出版企业这条“大鱼”，是现在我国出版业突出重围、走向复苏的必行之举。
2024年5月，两份出版行业的联合声明共同宣布京东“618”图书大促。这两份声明分别由北京10家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代表的上海46家出版单位发出，缘由便是这两年为出版行业所诟病的“超低折扣”。
从北京开卷自2020年开始页面监测[27]以来，图书售价折扣一直保持在6.0—7.0折之间。2020年监测售价折扣为6.4折，2021年降至6.3折，2022年一度回升到6.6折左右，而在2023年仅为6.1折，2024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低至6.0折。事实上，再进一步结合电商平台满减、优惠券、限时破价等促销方式，图书的实际售价折扣只会更低。2023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增长4.72%，但实洋同比下降7.0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短视频电商渠道的低价倾销是分不开的。据开卷数据统计，2023年短视频电商渠道学术文化图书销量前50名中有17种折扣在2.0折以下，其中前10名中有5种图书在2.0折以下，短视频和电商直播销售的低折扣现象已经严重威胁到传统图书销售的市场秩序。
高码洋、低实洋的表面繁荣下，出版企业实际收益不断下降。低价直播售书，还带动了一批高定价、低折扣、纸张印制低劣的跟风书、编攒书、公版书重返市场。这类图书的出现满足了一部分用户追求低价和方便的需求，但不利于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出版业应如何应对？
第一，建立出版物质量分级制度。出版社在指责低价直播书的时候，往往声称其纸张差、油墨差、印刷差、内容质量差，但从实际情况看，消费者是很难进行区分的。想要明确让消费者选择品质更好的图书，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权威的出版行业质量分级标准，未来的图书质量才有可能在消费者心中有区分度。
第二，国家干预限定图书定价与折扣。在海外，通过立法或商业协议来实现图书价格的统一已成为普遍做法。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阿根廷和韩国等国家都通过立法手段，严格规范图书的定价和促销行为，保护出版商和作者的利益。而日本、挪威等国家则采用商业协议的形式，规定图书促销价格必须按协议制定。主要的差异在于这些国家对于折扣限制的时间期限、适用范围、折扣率及特别时日的促销价格等具体规定各有不同，但目标都是通过限制过度打折，维持图书市场的健康发展。
综合来看，电商价格战对出版行业的影响复杂且深远。通过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商业创新、消费者教育和电商平台责任的多方协同，才能逐步缓解价格战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出版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保护出版商和作者的利益，更是维护整个文化产业生态平衡的关键。、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出版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有文化、综合能力强的人才队伍。出版专业人才教育培训标准高、周期长，理论上无论对从业者还是出版单位来说，都应该是一种长期选择。长期，意味着需要从中获得足量而持续的收益，获得终身学习和发展的通路。然而，长期观念在市场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人才逐利而行成为普遍现象。
在大众出版领域与少儿出版领域，由于愈演愈烈的低价、低折扣问题进入极端微利时代，高水平出版人才流失，新的出版人才资源又很难补充进来，进来后又难以维持长期稳定。在专业出版领域，对编辑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学术能力均有较高要求，编辑不仅要具备足够的学术基础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学术界保持密切沟通，还要有能力协助作者完成学术大众化的表达转化，进一步与市场接轨。
出版的背后是人，出版业高水平发展的背后更需要优秀的编辑人才。因此，我们要加大编辑培养力度，着力打造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专业过硬的高素质编辑队伍，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贡献。
2014年，《新京报》发表社论，称今日头条“搬运的不单单是新闻，更是版权”，并报道了《广州日报》起诉今日头条的事件。由此开始了传统纸媒与互联网新兴媒体之间版权侵犯的讨论。时至今日，传统纸媒却为了追逐网络热点频频陷入抄袭网络文章的漩涡。与10年前极其类似，2023年拥有高热度的AIGC也给传统出版业、媒体带来了版权上的纠纷和挑战。2023年12月27日，《》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和微软公司，指控他们未经许可使用其数百万篇文章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这威胁到新闻媒体提供高质量新闻报道的能力。在过去一年，以文学领域为代表的创作者对AIGC的反对声浪最大，不少畅销书的作者觉得通过AI创作的文章与作品毫无创意，纷纷起诉人工智能公司侵犯版权。
目前各国的法律对于新的技术的研发推广阶段都采用较为宽容和略带纵容的方式，给予新兴事物一段时间的成长期。与10年前如出一辙，对于AI侵犯版权的限制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在美国，一片谴责声中，对于相似的侵犯权利的行为，法律界常将其解读为“合理使用”，即适用美国版权法中的“避风港原则”[28]，技术企业能在一定情况下，不需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部分，而不会造成侵权。此外，作为出版者，除了举报、举证便无可奈何，既无权扣下盗版赃物，更无权处置盗版者，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就处于“悬空状态”，这使得出版业在面对AI盗版的时候显得无法可依、无理可循。
为了寻求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盗版争议与出版创新之间的平衡，管理部门、学界和业界就此问题已开展了多次探讨。2023年2月27日，第七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举办了软件正版化创新发展论坛和网络视频、网络音乐、技术创新、区块链+版权、图书领域版权保护等6个配套活动；6月，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旨在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12月，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三方就《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协议，对出版商的作品版权形成一定保护。2023年3月3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聚焦数字世界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探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给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4月9日，在中国版权协会主办的2023远集坊：数字时代版权高峰论坛上，法律和出版领域的相关专家围绕如何挖掘数字版权的巨大潜能，大力推动版权领域的创新活动，以更高质量的智力成果为时代赋能等问题进行讨论。
随着AIGC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迭代，出版行业生态将继续发生深刻变革，朝着个性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大步向前。面对AIGC给出版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传统出版不应仅盯着版权保护，停留在对AIGC的愤慨与恐惧上，面对不可阻挡的技术进步洪流，应尽力寻求盗版争议与出版创新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知识产权，以免挫伤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尽早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构建和数据训练，实现自动写作、图像生成、视频创作、语音合成等多元化内容创作，提高出版效率，简化内容生产流程，辅助出版业降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