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参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普遍遭遇清算。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这中间还包括米兰·昆德拉。作家们也失去原有的特权和安稳生活，沦为底层，作品更加不能公开发表，毕竟，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但捷克作家们并未向当局谄媚示好，而是坚持地下写作。即使当局屡屡示好，表示作家若是改唱赞歌，就可恢复之前待遇，响应者也寥寥。
五年前的6月6日，捷克作家瓦楚利克去世。因为他的作品没有中译本的缘故，在中文网络世界里，相关新闻寥寥，以至于我在那年的7月初才了解这一个消息。对于国人来说，这本就是个陌生的名字。
但在早期微博时代，瓦楚利克的许多句子常被引用，尽管大多数引用者并不知道原始出处，比如“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 由的地方，自 由才真正存在”。
捷克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国度，卡夫卡与哈谢克曾交相辉映，米兰·昆德拉、赫拉巴尔和克里玛等人则在这数十年间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且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捷克作家从不仅仅是作家，还是这个弹丸小国走出黑暗的重要力量。
捷克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从来就没借批评时弊来为自己开脱，而是将自己视为社会原罪的一部分，永远不忘自省。正如作家诺沃麦斯基在布拉格之春的发端——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不知所措。对于这一代人，我们一定要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一定要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么多东西。”
瓦楚利克就是捷克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与昆德拉和赫拉巴尔等人一样，长期在捷克波希米亚地区活动的他也是摩拉维亚人。他的故乡兹林，是摩拉维亚东部地区兹林州的首府，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上世纪60年代，瓦楚利克与其他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一样，从家乡来到首都布拉格。如果他安于现状，积极唱赞歌，那么必然生活无忧、名利双收。
但在1967年5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的发言石破天惊。当时与他一起发言的作家同样声名显赫，分别是伊万·克里玛和米兰·昆德拉。
那时的捷克正面临困境。锁匠出身的总统诺沃特尼迷信个人权威，经济急剧滑坡。
但滑坡的经济对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影响，政府也对作家们呵护备至，既有政治地位，也有经济保障，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种特权。当然，他们也有义务，那就是无条件唱赞歌。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符合意识形态，那么作品就无法发表，特权也会被剥夺。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瓦楚利克的小说《斧头》在争议声中出版。这位出身乡村木匠家庭，曾做过鞋匠、教师和记者的作家，以布拉格记者为主人公，以摩拉维亚故乡为蓝本，通过主人公对逝去父亲的回忆，描述一位村书记的理想和农业集体化过程。小说描写了农业集体化对乡村生活及伦理的破坏，国家机器对民众生活的侵袭，与主流观点全不相符。
这样的作品当然会让瓦楚利克成为被批判对象，何况，他在作协大会上的发言更为振聋发聩。
在1967年6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比瓦楚利克更先发言的是米兰·昆德拉。他认为在诺沃特尼领导下，捷克文学已大大落后于欧洲主流，沦为宣传品。
相比昆德拉，瓦楚利克的批评更具广度，直指不受控制的权力。也正因为激烈言论，瓦楚利克比昆德拉获得了更严厉的惩罚，与克里玛等人被开除出捷共。
诺沃特尼亲自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公开表示，作家们“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作家们在作协会议上的表现所引发的国内呼声，却是诺沃特尼没办法阻止的。
1968年1月，诺沃特尼下台，杜布切克上台，布拉格之春开始，杜布切克还为瓦楚利克等人恢复名誉。
那年的6月27日，也就是在作协四大上发言的整整一年后，瓦楚利克起草《两千字宣言》，在布拉格的《文学通讯》等多家报刊上发表。
《两千字宣言》是布拉格之春的纲领性文章，但并非唯一。当时，改革派的最重要阵地是《文学通讯》杂志，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都在这里首发。
宣言里的许多句子都非常著名，比如“统治的最大骗局，就是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又如“削弱统治权威的，并不是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制度问题。”在声明最后，他写道：“这个春天刚刚结束，已一去不复返了。到了冬天，一切便可见分晓。”
那时，他还没想到一切会戛然而止，压根等不到冬天。8月20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结束。
此后的瓦楚利克只能在海外发表作品，如1970年的《豚鼠》。此时的他，是“萨米亚特”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萨米亚特”，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东欧各国出版界的一种现象，本意为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萨米亚特”来自俄语，这一现象也在苏联发端。
“萨米亚特”的存在，就为了突破审查，讲出原本讲不出的真话。索尔仁尼琴就是这里面最著名的代表，匈牙利的哈拉兹提写下了《天鹅绒监狱》，波兰则有著名的刊物《记录》，多次刊载流亡诗人米沃什的作品……而萨米亚特最为发达的地方当属捷克斯洛伐克。
因为参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普遍遭遇清算。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这中间还包括米兰·昆德拉。作家们也失去原有的特权和安稳生活，沦为底层，作品更加不能公开发表，毕竟，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
但捷克作家们并未向当局谄媚示好，而是坚持地下写作。即使当局屡屡示好，表示作家若是服从，就可恢复之前待遇，响应者也寥寥。
瓦楚利克不仅仅是萨米亚特的主力作家，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70年代初，被禁作家开始在克里玛家中定期聚会。当时，克里玛将自己的作品《麻风患者》打印出来，卖给各种地下读书会。瓦楚利克意识到了其中的意义，于是主动承担编辑工作，打印作家手稿并装订成书，以成本价出售给读者。他给这种未经出版许可的地下图书机构取名“挂锁”（也译作“门闩”）。
萨米亚特作为地下活动，常常会使得作家、打字员和装订者遭遇搜查与审问。最为可贵的是那些未曾留下名字的打字员、装订者，她们大多是女性，她们喜欢阅读，尊重知识，尊重作家，于是甘冒风险。
萨米亚特打破了铁幕下的沉寂，捷克人的阅读基础更使得一切变得“热闹”。到80年代末，萨米亚特出版物已达三百多种，并涵盖文学、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也正是在这漫长的地下活动里，捷克作家们得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80年，瓦楚利克发表了（当然是地下发表）小说《捷克占梦书》，记录“挂锁”的创办和个人经历，这是他的巅峰之作，也是捷克文学的经典。
瓦楚利克曾写道，萨米亚特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文学，也还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为此，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作家失去了太多的个人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社会边缘化。
